#第三节 疑似作伪一新证

康有为自视甚高,同朝之人,无论长幼,很少有能被他瞧得起的。唯独对翁同龢,他是敬佩有加,在诗文中多次称颂,并把戊戌变法开始才4天,就被罢官回籍的翁同龢抬到了“中国维新第一导师”的位置。

在《怀翁常熟去国》一诗的附注中,康有为写道:

胶变(即胶州湾事件)上书不达,思万木草堂学者,于(光绪二十三年)十一月十九日(即1897年12月12日)束装将归。先是常熟已力荐于上,至是闻吾决行,凌晨来南海馆,吾卧未起,排闼入汗漫舫,留行,遂不获归。及常熟见斥,吾又决行,公谓上意拳拳,万不可行。⑿

读到这些,很容易让人产生“萧何月下追韩信”那样的联想。这一联想,并非读者的误读,而是康有为有意制造的意境,其诗中写道:“胶西警近圣人居,伏阙忧危数上书。已格九关空痛哭,但思吾党赋归欤。早携书剑将行马,忽枉轩裳特执裾。深惜追亡萧相国,天心存汉果何如?”就是明证。

一个自知“非吏才”、未报到的工部虞衡司候补主事,因报国无门,心灰意冷,即将踏上返乡旅程;一个当朝帝师、军机大臣、户部尚书、协办大学士,闻讯后,却于凌晨顶着凛冽寒风,亲自登门,热情挽留,真是一个千古佳话啊。

可是,这一“美景”却被康有为自己给打破。在《康南海自编年谱》中,康有为提供了另外一个版本:(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)“是时将冰河,于十八日(即1897年12月11日)决归,行李已上车矣,常熟来留行。”⒀

这里,就产生了两个大矛盾:翁同龢登门挽留康有为,到底是在哪一天?一个是“卧未起”,另一个却是“行李已上车”,如果确有其事,那么,那一天凌晨,翁同龢登门时,康有为到底起没起床?

康有为的记述自相矛盾,爱记日记的翁同龢是怎么记录的呢?同一天,翁同龢《日记》记道:

早入,外折一,见起三刻……论胶事,上述慈谕看照会稿甚屈,以责诸臣不能整饬,坐致此侮。臣愧悔无地,因陈各国合谋图我,德今日所允,后日即翻,此非口舌所能了也。词多愤激,同列讶之,余实不敢不倾吐也。散时尚早,小憩出城,赴总署发罗使电。⒁

早朝散后,翁同龢就“小憩出城”了。按理说,当时,翁同龢还认为康有为“大才槃槃,胜臣百倍”,登门又是在寒冷的凌晨这个特殊时刻,如果翁同龢真的登门去挽留康有为,在翁同龢《日记》中应该有所记录才是。然而日记里,却没记上只言片语。

同样,在梁启超的《戊戌政变记》等著述中,我也没有看见相关记载。

在《康南海自编年谱》中,康有为说,“常熟冒寒留南海”之“翌日,给事中高燮曾奏荐请召见,并加卿衔出洋,常熟在上前力称之。”查历史记录,“高燮曾奏荐康有为”之事发生在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,似乎从侧面证明了“常熟冒寒留南海”发生在十一月十八日。但问学通例,孤证不立。“常熟冒寒留南海”仅见康有为一家之言,而且,他的一家之言还有两个版本,所以,我认为,这件事大为怀疑。

另外,随后,在《康有为自编年谱》中,又出现了极其相似的一幕:

是时已定(光绪二十四年四月)二十四日出京,适见家信云:“粤中疫疠甚盛,学者皆散归,宜迟归;即还,亦当在上海少候。”是日以国是既定,与其候于上海,不如少留京师或更有补,遂迟迟行。二十五日,忽为徐学士荐备顾问,奉旨著于二十八日(光绪帝)预备召见……

徐致靖(1844—1918),祖籍江苏宜兴人,光绪二年进士,时任礼部右侍郎、侍读学士。其父徐家杰,为道光进士。其长子徐仁铸为光绪十五年进士,官至湖南学政;次子徐仁镜为光绪二十年进士,官至翰林院编修。礼部右侍郎是正二品高官。

康有为两次要离开京城,两次都被萧何级的官员劝留、举荐,结合“康有为好捏造谕旨”(曾经的同乡至友梁鼎芬)、擅长说谎的秉性,“常熟冒寒留南海”一事不能不令人打个大大的问号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马忠文考证后认为,康有为《年谱》在康氏生前从未刊印,稿本又多有涂改增删处,康逝世前又添加注语,揆诸以上情形,可知从初稿到定稿,经过了不断修订。自编年谱的主体当形成于戊戌年底,这一点不应有疑问;但康对原稿一直有点窜和增补,很难说最后的定稿时间是何时,如将康氏自己最后添加注语的 1927 作为年谱成书定稿的时间,可能更为合理;至少,在无法完全弄清康氏不断调整 、修改年谱的内情时,把年谱看作 1927 年时康氏内心世界与思想状态的反映,应该是相对准确的,这样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因康有为“倒填年月”而带来的负面影响。

康有为“年谱‘光绪十四年戊子’记康‘参加乡试不售后,发愤上万言书,极言时危,请及时变法’,并通过国子监祭酒盛昱将此书(后称《上清帝第一书》)转交翁同龢,请代上达,但因种种原因翁未予递上。康氏解释说,因书中‘直言时事’,‘常熟恐以此获罪,保护之,不敢上’。这种叙说明显含有翁因爱才而‘保护之’的意味,笔者以为,这与当时翁康二人的实际关系不甚相符。……翁日记十月二十七(11月30日)日记云:‘盛伯羲以康祖诒封事一件来,欲成均代递,然语太讦直,无益,只生衅耳,决计复谢之。’细读二人记述之语境,《日记》所记与《年谱》所叙确有吻合的地方。不过,如果将康年谱定稿时间视作1927年,则上述两则材料之间可能存在一种神秘的关联:康有为生前是看过1925年出版的《翁文恭公日记》的,‘保护’之说或从‘只生衅耳’一语演绎而来。”⒂黄彰健断言:康的记载常自相矛盾,“我们对康有为的著作及其谈话,应仔细审核其内容,不可盲目轻信。”⒃茅海建也提醒说:“康诗题记称翁来时‘吾卧未起’睡态,又与(《我史》)‘行李已上车’场景不相吻合。以《我史》的行文风格而论,对于这种过于戏剧性的场景,须慎重。”⒄

综上所述,我们似乎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断:“常熟冒寒留南海”是康有为在翁同龢等当事人作古之后,根据已公开出版的《翁文恭公日记》等史料,为了抬高身价沽名钓誉,而精心编造的又一欺世盗名“杰作”。

展开全部内容
友情链接